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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晚清财政高官被写进《资本论》,却没能置业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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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晚清财政高官被写进《资本论》,却没能置业北京

这个晚清财政高官被写进《资本论》,却没能置业北京

在宣武门外大街一座院落门口的(de)木板上,写有“王茂荫故居”字样(zìyàng),而院门旁边标牌(biāopái)上的字样为“西城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——歙县会馆”。

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,尽管他(tā)在清代咸丰年间官至户部右侍郎,却一直没有(méiyǒu)购置房产,长期居住(jūzhù)在歙县会馆。这位清朝货币理论家(lǐlùnjiā)、财政学家以清正廉洁、直言敢谏著称,他曾向咸丰皇帝提出货币改革建议,虽然(suīrán)未被采纳,却被马克思写入了《资本论》第一卷,从而使他成为唯一被《资本论》提及的中国人。

乡谊为重,会馆即(jí)是旅京之家

位于(wèiyú)宣武门外大街107号的歙县会馆坐西朝东,目前(mùqián)前院经营茶、酒和咖啡,后院包括西正房、过(guò)厅、南厢房和北厢房,正房面阔五间,南北厢房、过厅各三间(sānjiān)。修葺一新的房舍间,一棵高大粗壮的椿树显出几许沧桑。

正房门前竖立一块展板,上面是王茂荫的画像以及他早年经历、仕途(shìtú)发展(fāzhǎn)、晚年生活、主要贡献的简单文字介绍(jièshào)。室内摆放若干小巧的桌椅,书案上放着笔墨纸砚,还有几个卷轴。墙壁上的两块展板,文字与图片相结合,内容分为四个章节,即王茂荫生平、王茂荫的货币(huòbì)(huòbì)论、王茂荫的货币改革尝试、歙县会馆。

现在的(de)歙县会馆,早已不是王茂荫居住时的规模。据说(jùshuō),腾退和修缮后的歙县会馆只是原来的一部分。

歙县会馆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(1560年),由安徽徽州(huīzhōu)(huīzhōu)36位茶、漆等商人(shāngrén)倡议筹建。当时(dāngshí)的(de)徽州一府六县,歙县为其中之一,并且是徽州府治所在地。“来者实有依归,无论崇卑,咸得解装于斯,而从容(cóngróng)别定馆舍,此徽歙建置会馆之由也”。就是说,他们筹建的会馆是徽州旅京人士、尤其是歙县旅京人士的一个落脚点。当然,在这里落脚的主要是商人。

清朝初年,歙县会馆由商馆转变为士馆(wèishìguǎn)、仕宦行馆,成为徽州举子进京应试和宦海中人在(zài)京候职的临时寓所。据《歙事闲谭(tán)》记载,清代的歙县出了5个状元、2个榜眼、1个武榜眼、8个探花、296个进士。另外,还出了4个大学士、7个尚书、21个侍郎。他们在京应试或(huò)求职期间,都曾居住(jūzhù)于歙县会馆,并得到歙县会馆的扶助。

随着徽州旅京人(rén)员的(de)增多,会馆渐渐不堪重负(bùkānzhòngfù)。乾隆(qiánlóng)五年(1740年),寓居扬州的徽州盐商黄氏家族出资,使(shǐ)歙县会馆得以(déyǐ)扩建。乾隆二十三年(1758年),时任内阁中书(从七品)的歙县人吴宽致信扬州盐商徐士业(xúshìyè),向这位财大气粗的歙县同乡求助。在得到资金支持后,对歙县会馆再度扩建。到了嘉庆初年,会馆虽有一定规模,但“岁久渐倾圮”。嘉庆六年(1801年)盛夏,一场暴雨使会馆严重损毁。嘉庆九年(1804年),歙县籍(jí)两淮盐业总商鲍志道捐巨资,加上在京歙县籍官员、商人的捐资,历时三年,对歙县会馆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修。此次大修,不仅使会馆焕然一新,也使其一改颓势(tuíshì),重新成为(chéngwéi)社会名流聚集的场所。

除了王茂荫,朝廷大员曾国藩、李鸿章、祁寯藻等都人也曾是歙县(shèxiàn)会馆的(de)常客。如果往前追溯,在歙县会馆居住过的名人还有被梁启超称作“前清学者第一人”的戴震、乾隆年间的户部尚书曹文埴等。到(dào)了近代,教育家陶行知、画家黄宾虹等,也曾是歙县会馆的座上宾。从思想巨擘到艺术大师,从清官廉吏到教育先驱(xiānqū),深厚的文化积淀使(shǐ)歙县会馆成为徽州文化的一个(yígè)缩影。

两袖清风,为安社稷直言(zhíyán)敢谏

清道光十二年(nián)(1832年),王茂荫(wángmàoyīn)考中进士。不久,被授予户部主事,升任员外郎。次年,他从安徽歙县(shèxiàn)到京城任职。此后,他先后担任御史、户部右侍郎、左副都御史、工部侍郎、吏部右侍郎等职,历经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三朝,在(zài)京为官30年,始终不携带家眷,不购置房产,独自一人(dúzìyīrén)居住在歙县会馆。

清 咸丰皇帝褒奖王茂荫父母诏书 安徽中(zhōng)国徽文化博物馆藏

在担任御史期间,王茂荫对当时的用人取人标准提出严厉批评。比如,强烈反对(fǎnduì)以字体工拙(gōngzhuō)取士。他认为,过于注重(zhùzhòng)小楷,以至于“合天下之聪明才俊尽日握管濡毫”,根本(gēnběn)不能“济实用”。就是说,用人取士不能只看表面功夫。他主张改革科举考试,“勿论(wùlùn)字体工拙,笔画偶疏,专取学识(xuéshí)过人之卷”。乡试会试以实务为主,殿试朝考重视经学(jīngxué)文意,将真才实学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。王茂荫的人才观,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当时用人制度的反思和改进。

咸丰八年(1858年),王茂荫上(shàng)奏咸丰皇帝,建议将《海国图志(túzhì)》五十卷(wǔshíjuǎn)本刊刻重印,以使朝廷官员及国民“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”。他认为,应该知己知彼,坚定信心,共谋(gòngmóu)抵御外敌大计。对魏源在《海国图志》中提出的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,他极力推崇(tuīchóng)。由此可见,王茂荫不仅心存报国之志,而且具有远见卓识。

当然,王茂荫的远见卓识主要体现在他的货币(huòbì)改革方案和货币理论上,学术界将其(qí)评价为“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”。那是咸丰(xiánfēng)三年(1853年),王茂荫担任户部右侍郎,兼管钱法堂事务。为了应对清廷所面临的财政危机,他上奏咸丰皇帝,反对铸造成百上千的大额钱币,认为“官能定钱(dìngqián)之值,而不能限物之值”,铸造大钱势必导致物价上涨。他主张在可控(kěkòng)范围内,发行(fāxíng)新的纸币。

次年,王茂荫针对银(yín)票、宝钞和铸大钱所造成的(de)货币剧烈贬值及社会动荡,向咸丰皇帝上奏《再议钞法折》。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建议:一是允许(yǔnxǔ)钱钞兑换现钱,二是允许银票兑换现银,三是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,四是允许典(当)铺款项出入顺带用钞币。前两项涉及持钞(chíchāo)人与(yǔ)国家之间的关系,后两项涉及商人与商人、商人与顾客的交易中扩大(kuòdà)钞币使用。在这个货币改革方案中,前两项是重点。而王茂荫之所以重视商人的作用,一是商人在当时的经济(jīngjì)生活中扮演着(bànyǎnzhe)重要角色,二是他出身于商人家庭,对商人有着深刻的了解。

然而,咸丰皇帝对王茂荫的(de)《再议钞法折》大为不满,认为他所言“贵民而贱官”,不以国家政事为重(wèizhòng)。户部军机大臣的审议结论中,也指责(zhǐzé)王茂荫“所论专利商贾而不便于国,殊属不知大体”。于是,咸丰皇帝下令查办,并将王茂荫调离户部,货币改革(gǎigé)搁浅。

改革搁浅,却(què)被写入《资本论》

同治四年(sìnián)(1865年),王茂荫回安徽(ānhuī)歙县为继母守孝。当时,他家老宅破败,人丁寥落。不久,他在家中病逝,享年67岁。

王茂荫去世两年后,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第一卷问世。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,论述的是货币和商品流通。这一章有个附注83:“清朝户部右侍郎Man-mao-in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,主张将官票、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。在(zài)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,他(tā)受到严厉(yánlì)申斥。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,不得而知(bùdéérzhī)。审议报告最后说:‘臣等详阅所奏(suǒzòu)……所论专利商而不利于(bùlìyú)国。’”

1927年,在(zài)法国留学(liúxué)的侯外庐翻译德文版《资本论》时,对附注83中的“Man-mao-in”感到棘手。回国后,他与(yǔ)合作者王思华一起去请教中国财政史研究专家崔敬伯。崔敬伯在查阅《清史稿》列传后告诉他们,“Man-mao-in”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户部(hùbù)右侍郎王茂荫。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(pànduàn),侯外庐又(yòu)阅读了《王侍郎奏议(zòuyì)》,仔细研究了王侍郎的经济思想,最终认定“Man-mao-in”确为王茂荫。

《资本论》早期翻译者王亚南(wángyànán),也曾为“Man-mao-in”一筹莫展。他向历史学家吴晗(wúhán)(wúhán)求助,吴晗告诉他,这个“Man-mao-in”就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。

1936年,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表文章,说《资本论》附注83中的(de)“Man-mao-in”为王茂荫。依据是:一、《东华续录》的记载。二、他托人去(qù)徽州,向王茂荫家族后人调查后的结论。郭沫若将(jiāng)他的考证文章发表后,引起学术界广泛(guǎngfàn)关注,并掀起了一股研究(yánjiū)王茂荫的热潮。

马克思之所以关注王茂荫的经济观点,并将其作为论据,是因为王茂荫强调对纸币的总量控制,就是有“定数”,不能泛滥。更重要(zhòngyào)的是,王茂荫主张朝廷确保纸币随时(suíshí)足额(zúé)兑换白银。就是说,纸币必须是有信用的。王茂荫的这种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货币和商品流通理论,可谓(kěwèi)不谋而合。但他却因此受到(shòudào)咸丰皇帝和众大臣的严厉指责,并被免去(miǎnqù)了户部右侍郎的职务。

那么,在当时交通和(hé)通讯都很落后的情况下,远在德国的马克思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呢?清朝咸丰年间,北京驻有东正教使团(shǐtuán),他们定期向国外报告清国情况。王茂荫试图进行(jìnxíng)货币(huòbì)改革,并因此(yīncǐ)惹怒咸丰皇帝的事,被(bèi)人打探到以后,写进了报告。消息不胫而走,很快传到了欧洲,传到了德国,并被马克思获悉。于是,王茂荫就被写进了《资本论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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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北京晚报(běijīngwǎnbào)五色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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